最早的“世界工厂”何以地位不保?

发表时间:2021-06-22 15:25作者:最早的“世界工厂”何以地位不保?

文丨 黄平 李奇泽 中国社会科学院

奉行新自由主义的结果

导致产业空心化形态的重要原因,是20世纪80年代英国首相撒切尔将新自由主义作为制定国家经济政策的重要依据。

二战后西方构筑起的以大规模群众性消费刺激大规模社会生产的福利主义,在20世纪70年代以后,不但不能服务于原有统治,反而导致了严重的滞胀危机。

首先,由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根据凯恩斯主义国家干预的理论,长期运用财政赤字和货币政策刺激经济增长、抑制经济危机,西方经济逐渐形成了生产能力过剩、信用过度膨胀、通货膨胀严重、政府财政赤字急剧增加的严重问题。

其次,二战后鼓励国家建设使得社会支出不断上涨,造成了资本积累下降的趋势。

最后,随着失业率和通货膨胀等社会问题日益凸显,社会不满情绪蔓延,群众强烈要求政府进行大规模的改革和干预。

在此形势下,随着金融垄断资本主义的全面确立,经济高度金融化、证券化,所有生产性资源都可以变成能在市场上进行交易的金融资产,为了追求更高的利润回报率,新自由主义被拾了起来。

 ▲ 英国伦敦金融城(2020年4月14日摄) 韩岩摄

以私有化、市场化、自由化和全球一体化为核心内容的新自由主义理论,逐步取代了凯恩斯主义,成为英国主流经济学理论和社会政治统治的依据。

1979年撒切尔当选英国首相后,放弃了凯恩斯主义,大幅削减福利国家所承担的义务,对公共企业进行私有化,降低税收以吸引外国投资。自此,新自由主义成了英国化解本国内部危机的解决方案。

新自由主义的核心是“市场决定论”,鼓吹“市场万能”,反对国家干预,较少对高收入者征收所得税,维护企业的利润。同时,它主张国家完全取消贸易壁垒和政府干预,向跨国资本开放经济市场,要求各生产要素实现跨行业、跨国境、跨时期自由流动,走贸易和金融自由化道路,从而降低交易成本。

奉行新自由主义使得垄断资本打破了国内福利国家体制的束缚,突破了国外民族国家的疆界和国家主权等障碍,成为国际金融垄断资本向全球扩张及其全球制度安排的意识形态和政策工具。

“全球化决定论”是新自由主义的另一核心思想,它所谓的全球化的本质是资本全球化。新自由主义是当代资本主义金融化的指导思想,在它的影响下,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服务型经济逐渐影响发达国家的宏观政策和产业结构的调整,跨国经济、数字经济、金融与服务业成为了英国产业发展的重点。服务型经济主张“去增长化”,认为制造业衰退无足轻重。

根据世界银行公布的数据,英国制造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从1990年的16.67%下降到2019年的8.59%。近年来,金融服务(包括保险和不动产)成为贡献率最高的行业。跨国企业的利润则来自知识产权、市场规模和全球产业链的低廉成本。数字经济和金融服务对低端劳动就业市场的贡献度不大,因此发达国家的传统制造产业工人被排除在全球价值链之外。英国出现了跨国企业、数字经济、金融与服务业造成的GDP繁荣的假象,同时也出现了制造业衰落、劳动密集型产业工人失业的现象。

工业优势丧失和产业空心化导致英国衰落

回顾工业革命以来的历史,英国因制造业的优势而崛起,也因工业优势丧失和产业空心化而逐渐衰落。

最初,英国正是依靠率先发动产业革命所赢得的制造业压倒性优势,才得以通过数次英荷战争摧毁了荷兰曾经拥有的欧洲经济霸权。

作为最早的“世界工厂”,英国工业品成为横扫世界市场的“重炮”,制成品出口的高增长为英国制造业赢得了更大的规模优势,压缩乃至消除了海外市场当地竞争者成长的空间,并为英国辅之以武力征服等手段将其他国家纳入自己的国际分工体系奠定了基础。英国以本国为核心重塑了整个国际分工体系,形成了工业化与对外贸易、航运、投资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

依托以制成品为主的国际贸易,贸易融资、保险等金融业务也相继发展起来。持续的巨额贸易顺差和经常项目收支顺差,又成为英国大量对外投资和资本输出的源泉,进一步将英国的金融霸权扩张到全世界。

然而,在19世纪80年代前后启动的第二次工业革命浪潮中,英国落后了,后起的美国和德国相继完成了产业发展的跨越式进程,占据了电气、内燃机、化工等新兴产业的统治地位,主要工业品产量超过了英国。

而随着工业优势和“世界工厂”地位的丧失,英国工业化与对外贸易、航运、投资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机制被彻底逆转,以至于这个传统的贸易顺差大国陷入了持久的贸易逆差。

两次世界大战后英帝国的瓦解,归根结底是因为英国工业优势和“世界工厂”地位不保,昔日以英国为核心的国际经济政治体系难以为继。

那么,英国丧失工业优势和“世界工厂”地位根源何在?这不仅是因为英国工业界自身的失误,诸如对新技术革命态度过于保守、过于害怕发展新技术新产业可能带来的失败等,在更深层次上,是因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的缺陷,以及欧洲一些根深蒂固的政治传统。

上世纪80年代以来,受新自由主义理论的影响,欧洲各国崇尚效益优先的“小政府”原则,大规模地将公共资本、资源私有化,不仅失去解决社会分配失衡现象的财力和能力,也使政府沦为国际资本的“招揽人”和投资环境的管理人,很大程度上丧失了治理国家的宏观和战略方面的能力和意识。结果是,欧洲的政治精英对民众不断承诺又不断食言,无论哪一党派执政都无力解决社会不公问题,民众对政府的执政能力和效能逐渐出现不信任情况。

工业持续发展离不开投资。与第一次工业革命的标志性产业纺织工业、蒸汽机等相比,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标志性产业电气、内燃机、化工等规模效益要突出很多,对更大规模资本集中和投入的需求相对更为迫切。

然而,当时资本积累高居世界之最的英国,投资者却未能像美国、德国的大多数投资者、企业家那样心无旁骛地发展新工业,而是把过多资本投入金融和对外投资,导致投入制造业更新发展的资本相应减少。

同时,在英国掌握金融霸权的情况下,持续的大规模对外投资也从多方面损害了英国制造业持续发展的潜力。一方面,过度的海外投资减少了英国本土制造业可用的资源;另一方面,持续的投资收益回流大大抬高了英国国内房地产等资产价格和人力成本,由此大大提高了英国国内制造业的发展成本。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日本和联邦德国经济的复苏,英国等资本主义国家在实体经济逐渐空心化的情形下受到了严重的威胁和挑战,特别是在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以后,英国等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地位不断下降。

由于新自由主义崇尚走开放市场和贸易、金融自由化的道路,追求获取超额利润,英国在金融领域的发展进程加剧,海外直接投资和证券投资在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快速增长,推出了名目繁多的金融衍生品,并将全球股市、基金债券市场变成同实体经济完全不同的金融形态,这凸显出金融资产非生产性积累的一面,即金融资本通过专利权、定价权、金融地产、证券投机、国债投机、支配货币等手段进行投机性、寄生性、剥夺性的积累。

当金融资本积累陷入类似有效需求不足、生产过剩、资本过剩危机时,便试图通过刺激地产投机、证券投机等非生产性积累的方式来解决危机,这反而会造成更大的危机,使国内的不平等程度不断扩大。

如果通过刺激地产来缓解危机,就会使社会中寄生阶层的收入越来越多,使得实体经济的经营成本上升,丧失产业竞争的优势,使得社会中的工薪阶层进一步贫困化。

金融资本试图以强化非生产性积累的方式解决生产性积累的危机,只是将危机叠加造成更大的危机。正如马克思所说,资产阶级解决危机的办法,“不过是使防止危机的手段越来越少的办法”。

 ▲ 位于英国伦敦金融城的英格兰银行 雷伊·唐摄

造成严重的贫富两极分化

新自由主义所倡导的对金融化与技术变革的持续推进,不仅造成了英国产业的空心化,更重要的是导致社会形成了鲜明的两极分化。

从顶层来看,高度金融化可以使金融收入大幅度增长,上层的精英群体获益颇多;从底层看,全球化的高速推进、信息技术的发展和变革,对劳动者技能水平的要求日益提高,劳动力市场的竞争增强,工资水平会压缩,所以处于底层的、文化水平和技术水平较低的民众会日益成为社会发展的边缘群体,造成社会非常严重的贫富两极分化。

所以,新自由主义巩固了金融垄断资产阶级的权利,却使得包括工人阶级在内的广大民众日益去权力化,它是将财富从大众转向富人、从穷国转向富国的一种新型机制,从而使得国家社会问题日益凸显。有国外学者曾指出,新自由主义自一开始就是一项旨在恢复最富有阶层的阶级力量的计划。实践证明,新自由主义作为一种解决全球矛盾和问题的方案是完全行不通的,需要另辟蹊径,找寻更加适合的替代方案。

产业结构的变化将发达国家内部的国家与社会、社会与社会之间的差距进一步拉大。从产业结构的角度来看,劳动密集型产业解决就业,资本密集型产业确保发展,技术密集型产业引领科技。虽然英国经济学家科林·克拉克曾预言,各国产业结构中第三产业所占比重将随着经济发展而逐渐上升,相关数据也体现了这一点,不少服务行业似乎可以提供更好的待遇和工作环境,但是从一国产业长远发展的角度来看,只有工业化、只有坚实的制造业基础才能为一个国家提供大量稳定的就业机会,进而推动和实现一国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任何服务业也只能建立在第一和第二产业的基础之上,只能建立在制造业的基础之上。

正是由于制造业在英国遇冷多年,人们一直一窝蜂地涌向服务业,经济才出现严重失衡。在此背景下,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英国政府逐渐将“再工业化”重新提上了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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